當國民貧富差距加大時，房價居高不下使得房產成為貧富的分水嶺，在中國如此，在澳大利亞也是如此。一位年輕人告訴筆者：“很想去創業，但現在房價太高，如果創業失敗可能就支付不起房租，所以還是當個上班族吧!”

　　高房價已經開始扼殺年輕人的理想，因為年輕一代的工資和財富低速增長，隨著房價的不斷飆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買不起房子，從而成為“停滯的一代”。而那些通過買賣房子賺得一大桶金的炒房者，財富增長得非常快，甚至遠遠超過做企業的老板。

　　法國經濟學家皮卡迪曾在書中寫道：“資本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使得財富分配越來越集中，從而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中國貧富差距的問題已經不容忽視。1979年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數為0.16，當時土地不允許買賣，沒有房地產市場，就產生不了那么大的差異。

　　改革開放以來，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62。而學界多種研究型數據更高一些，基尼系數從0.5到0.6不等，高收入層隱性收入很高。還發現中國城鎮居民的財產構成中，將近80%都是房產。因為有房價上漲的預期，在國人心中，房產早已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成為一種投資品。

　　據世界銀行數據，基尼系數最低的國家包括：奧地利為0.231、丹麥為0.247、瑞典為0.25、挪威為0.252、芬蘭為0.256、德國為0.281。高稅收、高福利是這些國家的特征，福利保障水平很高。然而，發達國家通常征收用來抑制貧富差距過大的三大稅——房地產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在我國因種種原因遲遲沒有征收。

　　如果財富被少數人壟斷，會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加劇社會失衡。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發展缺少創新的動力，而收入低的階層沒有購買能力，從而造成經濟停滯。因而，中國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必須推進。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7月末也表示，“改革所得稅制和房地產稅制，才能更好地解決包容性增長和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目前出現高房價和大量空置房的根本原因，就是投機炒房者太多，房子遠離了商品的屬性，成為一種低買高賣的資產。而且高房價擴大了貧富差距，投機房產的巨大利益使資金過多流入房市，也阻礙了實體經濟振興。

　　加拿大風險管理顧問陳思進曾評價：“有史可鑒，房子一旦成為投資(機)品，必然產生泡沫。如果持續長期的低利率——貨幣寬松，再加上金融杠桿，房價泡沫必然越來越大。每次信貸猛增之后，隨之都是金融危機的降臨，甚至房價的大跌。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南美房價泡沫、美國次貸危機、當前加拿大溫多(溫哥華和多倫多)房價泡沫，都是上述循環的案例。”

　　最近加拿大學者就建議用高額房產交易稅來抑制炒房者，對國外買家征收更高的房屋地產稅，放松對可利用土地的不合理限制。7月26日，加拿大卑詩省府突然宣布對大溫地區外國買家加征15%的物業轉讓稅。加拿大金融機構監管辦公室多次發出警告，要求銀行注意市場動態和放貸數量。

　　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房價大幅飆升，甚至一線城市的平均房價上漲了十倍，盡管政府對樓市調控多年，但房價卻越調越高。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開征房地產稅是對高房價的殺手锏。如果設計好制度，可以使房價穩定在合理的價位，讓更多的年輕人買得起房子，從而激發經濟轉型的動力。從長遠看，地方政府用征收來的房產稅，可以補充財政收入，更好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部分稅收用來建公租房，可以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讓所有民眾居者有其屋。

　　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等都征收房地產稅，稅率平均在1.5%左右，以低于市場價的評估價為稅基，評估價隔幾年會適度調整。中國的國情是住房占有率在全球最高，征收房地產稅的對象應該主要是多套房的家庭。綜合各方觀點，建議對于首套自住房可以免征，對于第二套房視其是改善用房還是投資房區別征收，從第三套房稅率開始呈階梯式上升，房子越多，稅率越高，依此類推。

　　而對于那些投機炒房者，應該使用高額的房產交易稅。當前很多城市有較多的空置房，可以對空置房征收重稅，但對出租的房子可以減免稅，這樣可以迫使空置房擁有者出租或出售房屋，從而增加市場上的房源。為了防止將房地產稅的成本轉嫁給租客，應當對租房價格上漲幅度有一定的限制。大量的房子進入租房市場，房租也必然會下降，年輕人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創業或創新方面。這有利于促進社會進步。

　　當然，房地產稅的開征可以向社會征求更多意見。對于如何抑制高房價，可以仿效他國，放松對可利用土地的不合理限制，減少地王頻出的事件。而政府各部門應該達成共識，是任由房價繼續漲下去，還是促其回歸理性，讓實體經濟回歸，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創造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