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戰略塵埃落定，城市群被寄予厚望。2014年至2020年，只有六年，不是十年。
　　關于中國未來城市群的設想，引起了廣泛關注。
　　最流行的一種設想，是從三個層次推進中國城市群建設，一是已經建成的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為代表的11個城市群，二是正在建設的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為代表的14個城市群，三是豫皖城市群為代表的7個潛在城市群。
　　以城市群所以涉及到的省市數量來看，32個城市群，幾乎涵蓋了中國大陸所有的省市。據預計，屆時中國城市群人口將達8億，城市帶人口將達12億左右，幾乎囊括了中國的所有人口。
　　如此宏大的計劃，確實振奮人心，不過，細究之下，城市群戰略卻有冒進之嫌，未來存在四大隱憂。
　　“天女散花”的模式缺少戰略重點
　　事實上，在本次城市群規劃之前，中國的區域規劃，就已經有冒進的勢頭。
　　自2008年以來，中國先后將數十個區域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自珠三角一體化發展發軔，至海西經濟區，關中—天水經濟區，橫琴島總體發展規劃，江蘇沿海，圖們江，黃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陽湖，皖江，海南國際旅游島，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興，成渝經濟區等，從東至西，從南到北，幾乎全在國家發展戰略的棋局之中。
　　優先發展東部沿海，然后輻射到中西部,與“先富帶動后富”相對應的是中國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凡三十年，中國已歷滄桑巨變，實現了狂飆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現了一些初具實力的經濟區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長江三角;而在這些區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北上廣深。特別是珠三角的崛起，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整體騰飛。
　　而中國在過去的一年中，突然之間出臺了將近二十個國家性的區域發展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說明中國正從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轉變為全面崛起戰略。
　　但是，相對中國從70年代開始以來的三十年前，30年間所出臺的國家性發展戰略，非常有限，而在不到一兩年的時間內，卻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處飛舞。大躍進式的區域規劃，將對中國未來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本次的城市群戰略規劃，亦是如此，突然之間，就推出了32個，涵蓋了已經建成，正在建成和潛在城市群三種，覆蓋了除港澳臺和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市。
　　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包括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的逐步確立，其時間跨度大，空間距離亦廣闊。如，以行政性區域振興計劃而言，從深圳在70年代末設立特區，到90年代初的浦東開放，以及到21世紀之后的天津濱海新區，中間間隔均有十余年，這樣，每一個國家戰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國物力財力，進行重點投入， 并且在可以有針對性研究一些優惠政策。如，深圳特區更多獲得政策創新支持，而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則獲得了力量的財政支持，以及中央企業的傾斜。以自由式區域發展規劃而言，珠三角戰略，長三角戰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經過了長期的積累與磨合。
　　由于優勢的集中，以及開發周期的漫長，中國前期的國家級區域規劃，最后都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中心，這些中心都擁有廣泛的輻射，并且，各個中心之間，由于涵蓋的地域廣闊，彼此在空間上并無太大競爭。最典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長三角核心區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輻射區域，主要在華東，珠三角的核心區域，集中在廣東東南，其輻射區域，主要在華南。長三角和珠三角，其核心區相隔遙遠，都有各自的優勢所在，其外圍“勢力范圍”也分野分明，沖突不多。
　　30年前是將優惠政策和資源向沿海地區傾斜，這種優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一下出臺數十個城市群戰略，則更象是天女散花，各個城市群雨露均沾，均難以獲得特殊照顧。而這種大面積的“優惠政策”，使各自的優勢抵消，只有相對意義沒有絕對意義。
　　欲成大器，必有相當的耐心，而相關部門卻對國家性的區域發展規劃，一兩年的時間基本掃光，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客氣地說，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浮躁。亦缺少毅力與遠見。疑似投機主義。
　　同質化競爭難以避免
　　天女散花式的國家規劃，有其天生的局限。而從集中優勢，到分散優勢，從有限區域到全國普惠，造成了的重復競爭，亦致使一些地方面臨對于資源、政策、發展的更為劇烈的競爭。
　　本次的城市群戰略規劃，，基本每個省都有份，實際上這些規劃中，只有少數是國家真正規劃，而多數則是一些省市自行規劃，然后跑步前進，最后通過運作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幾個每個省份都有“國家戰略”，最后造成的結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間，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競爭。如2009年12月12日國務院12日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之后，《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過。雖然這兩個國家級規劃，一個被冠以承接產業轉移之名，一個被冠以生態經濟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過于接近，而在功能與使命方面，有部分重疊，必然導致安徽與江西未來的劇烈競爭。特別是在在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帶與江西東部的上饒等區域，存在最為直接的競爭關系。未來，這種直接的空間、地理競爭，將是惡性競爭的肇源。在城市群系列中，環鄱陽湖城市群，就是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演變，而江淮城市群，則在皖江城市帶的基礎上演變而來。
　　在32個城市群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接競爭對手。如在第一個層級的城市群中，長江中游城市群與中原城市群，未來將爭奪中部崛起的龍頭。在建的系列城市群，如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等，這幾個城市群產業結構類似，在爭奪東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將成為直接競爭對手。
　　而在潛在城市群中，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將成為最大的競爭對手。近年來，湖北和河南，均表示自己是中國經濟地理的中心，均要成為中部崛起的龍頭，不僅其核心區的中三角與中原經濟區成為競爭對手，連涉及到其邊緣崛起的大別山振興計劃，亦將成為直接競爭對手，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誰先成為國家戰略，關系到湖北與河南崛起的中誰可得到更多國家扶持。
　　中國的同質化競爭，微處是產業同質化，而在宏觀方面，則是城市乃至城市群發展的同質化。眾多發展程度類似，地域相近，資源稟賦類似的地方同時構建城市群，同時上升為國家戰略，奉行類似的發展戰略，或者會適得其反，造成內耗。
　　城市群不可濫竽充數
　　陽光普照，人人有份。
　　雖然本次的城市群規劃，照顧了各地求發展的訴求，但是，卻存在嚴重的拉郎配，充數字的弊端。
　　在有關城市群的各項指標中，首要的一項是人口密度，法國地理學家簡·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城市群人口應在2500萬人以上，國內則有學者提出2000萬人的標準;如果以此為標準，則中國的32個城市群中，有一半將不達標。
　　其次是經濟密度，國內有學者認為，城市群的濟密度大于每平方公里500萬元，，由此，中國的多數在建城市群，以及潛在城市群，將不夠格。尤其是一些西部城市群，如蘭州城市群，銀川城市群，拉薩城市群等，是典型的地廣人稀，單位產出低下，是否適合建成城市群，值得疑問。
　　其三是核心城市與外界的密切聯系，以及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等交通網絡。在7個潛在城市群中，這種情況更為明顯。，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本來是振興大別山區的重要抓手，一直以來，中部崛起不能形成合力，根源就在于在中部崛起的最中部地區，亦是鄂豫皖三省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塌陷，而這一塌陷的形成，很大原因，就在于交通不暢，而這一大短板，在短期內很難彌補，兩大城市群的出籠，太過理想主義。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目前還處于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階段，尚且未能完成崛起， 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的設立，似為時過早。
　　不僅國家規劃32個城市群過多，各個地方亦 在國家城市群的規劃帶動下，推出了省內城市群計劃，如山東提出“五位一體”的總布局，打造南承滬寧、北聯京津、東接半島、西啟黃河中上游的樞紐型城市群。黑龍江亦要打造以牡丹江和佳木斯為兩極，雞西、雙鴨山、七臺河、鶴崗為支撐的東部城市群。
　　過多過濫的城市群規劃，很自然出現拉郎配，湊數字的現象。搞32個城市群，裝12億人，畢其功于一役，這種戰略構想，過于簡單粗暴。城市群的發展，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產物，絕不可拔苗助長。
　　去行政化預迫在眉睫
　　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既具備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同時，權力對于經濟的干預亦很大，實行的強政府與強市場的模式，與西方的強市場弱政府模式不一樣。
　　在城市群的形成過程中，市場與權力的兩大力量，亦是交替出現。珠三角與長三角成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兩級，大家公認是市場經濟造就了這種奇跡，但是，如果改革開放之初，國家不選擇珠三角作為改革突破口，亦很難說當下珠三角就可以率先崛起。
　　在當下的城市群中，已經出現的一些問題，如產業不協同，國家對于不同城市群的扶持力度的差異等，均與權力干預有關。
　　關于誰是中國經濟的第四級，湖北與重慶，河南爭奪激烈。湖北捆綁長江中游城市群，向國家申請，懇請明確武漢國家中心城市定位，而重慶則捆綁四川，推出成渝城市群，一個直轄市和一個大省組合，河南則聯合河北，安徽部分城市，將中原城市群進行擴容。到底誰可率先勝出?目前，國家方面并明確的表態，這是一個好事，一旦表態，就會出現傾力扶持一個地方，而忽視其他地方的局面。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崛起，爭議不大，但是，京津冀的崛起，卻爭議巨大，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北京和繼起的天津濱海新區，得到了國家太多的扶助，而這對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用國家巨大財力砸出來的繁榮，和自我生長，具有造血功能的繁榮，有本質的區別。
　　未來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權力主導的體系，讓市場起到決定性作用。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