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6耕地重金屬污染 修復資金需6萬億元

量耕地早已遭受重金屬污染。 　　關于耕地重金屬污染的消息近年來不絕于耳。長期關注我國土壤污染問題的中國土壤學會副理事長張維理就曾表示，目前，我國土壤污染呈日趨加劇的態勢，防治形勢十分嚴峻。 　　據媒體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2011年10月份曾表示，全國3億畝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屬污染的威脅，占全國農田總數的1/6。環保部文件顯示，在對我國30萬公頃基本農田保護區土壤有害重金屬抽樣監測時發現，有3 .6萬公頃土壤重金屬超標，超標率達12.1%。國土資源部統計表明，目前全國耕種土地面積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屬污染。 　　耕地受到重金屬污染影響嚴重，農業部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專家組成員、中國農業科學院資源與區劃所研究員陳世寶博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重金屬污染耕地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耕地質量下降，導致農產品的品質和質量下降，出口受限，同時對人體健康帶來潛在危害。 　　環保部門一項統計顯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 　　“現在我國土壤污染比各國都要嚴重，日益加劇的污染趨勢可能還要持續30年。”中國土壤學專家，南京農業大學教授潘根興曾做出如此斷言。他表示，不僅污染加重，而且還在轉移擴散。 　　修復資金需求超數萬億元 　　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提出：“要盡快采取措施，對現有受污染的耕地進行修復處理。” 　　與大氣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修復顯得更加困難。農業部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專家組成員、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蘇德純表示，不僅土壤污染危害嚴重，并且與一些有機污染物不同，土壤中的重金屬無法降解，與土壤分離難度非常大，修復非常困難。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也曾表示，即使是輕度污染的地方，要除掉土壤中的重金屬最快也要三到五年。 　　“理論上說，重金屬污染土壤是可以被修復的，但完全恢復其生態功能很難。”陳世寶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目前，世界各國針對重金屬污染土壤提出的修復措施有很多種，污染土壤修復主要包括兩大原理：遏制(in-aiturem ediation)與去除(rem ove，ex-situ)，基于上述兩大原理，污染土壤修復主要有隔離包埋、固化穩定、熱冶分離、化學穩定、電動修復、客土和翻土、土壤淋洗及生物修復等(包括植物修復)，但每種措施都存在一定的應用局限性，并存在或多或少的其他問題，其中有些甚至是難以克服的技術難點。“重金屬一旦進入土壤，再進行修復非常困難，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經費。”陳世寶說。 　　以上世紀70年代日本富山縣土壤修復為例，一共863公頃(12945畝)農田，總共投入3.4億美元，花費了33年時間進行客土法修復完成，平均每畝修復費用近18萬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于大米的鎘限量標準為0.4m g/kg，而我國鎘米限量值僅為0.2m g/kg，健康風險控制是要嚴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大米中鎘限量標準嚴，意味著土壤中鎘的質量標準也相應地嚴格。陳世寶表示，以日本鎘污染土壤修復案例來說，如果按照我國大米鎘標準，那么修復成本和時間將更加巨大，修復措施也更加困難。 　　專家表示，相對來說，在土壤修復過程中，客土法成本更昂貴。但據業內人士透露，即使采取較便宜的辦法如植物修復法修復土壤，每畝的修復成本也達到兩萬元，還需連續種植數年，總投入數額驚人。如果按照每畝地修復成本兩萬元、以羅錫文所稱全國3億畝耕地重金屬污染計算，總體算下來，我國耕地修復總體所需資金將達6萬億元。 　　當務之急是控制源頭污染 　　在專家看來，目前很難預估我國耕地修復需要多少時間和投入。陳世寶認為，具體污染土壤修復需要多長時間，要結合污染程度、污染元素種類、污染面積、采取何種修復措施，另外，還要根據所制定的修復目標，不能一概而論。 　　記者了解到，2006年，國家環保部與國土資源部組織了一項耗資10億、為期3年的全國性土壤污染調查，但迄今為止調查結果始終未向公眾公布。 　　“現在我們有太多的未知。”蘇德純表示，首先，我國耕地受重金屬污染的程度、污染元素種類、污染面積均是未知；其次，我們的修復目標到底如何？怎樣才算修復好？是達到國家規定的土壤二級標準？還是說僅僅達到農作物的重金屬限量值？ 　　有專家表示，由于土壤污染底數不清，導致污染原因、種類、范圍和程度也成為盲點，防治措施也相應缺乏針對性。 　　“技術上問題不大，但修復資金肯定是一筆巨資，這筆錢由誰出，也是一個大問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據悉，根據《全國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期間，用于全國污染土壤修復的中央財政資金將達300億元，包括受污染農田、城市“棕色地塊”及工礦區污染場地“這點錢，來修復重金屬污染的耕地，塞牙縫都不夠！”一位業內人士說道。 　　針對耕地污染的修復，蘇德純建議，根據現有耕地污染情況，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并根據不同的情況，調整耕種制度和耕種結構，“當前的狀況，只能是邊修復邊生產。”陳能場則認為，推動被污染農田土壤修復，當前急需完善我國土壤環境管理的法律法規、技術規范和標準體系。 　　業內專家們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控制源頭污染。“在重金屬污染防治中，須源頭控制過程阻斷末端治理相結合，其中，源頭控制是關鍵。千萬要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也是目前我國所提倡的生態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陳世寶說。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花世華出席蘇州花樣年·喜年廣場奠基儀式

北方集團召開2013年第一次管理工作會議

北海紅樹林項目部組織觀看集團公司企業宣傳片

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花世華視察桂林項目部

北方集團召開2013年第一次管理工作會議

6-8月中聯重科展開起重機保養全國巡展

蓋到客戶日常保養習慣方面。正如中聯重科工程起重機公司營銷系統中南區域管理公司總經理張開明在致辭中所言，“保養和維修在整個設備使用及管理過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客戶在實際使用設備的過程中，往往是重使用、重維修，而輕保養，甚至‘以修代養’。損耗與補充、疲勞與恢復、‘養兵’與‘用兵’存在著難以處理的矛盾。” 　　6月6日，記者跟隨客戶一同前往其腹地，感受其“五星級服務能力”。參觀中，記者了解到，湖南營銷保障中心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注資成立，主要負責中聯重科旗下的工程起重機產品（包括汽車起重機、全地面起重機、履帶式起重機等）在湖南省的主機及零配件銷售、二手車銷售、售后服務、主機維修、租賃等經營業務。其目前擁有售后及維修工程師50人，其中五星級服務工程師1名，四星級工程師5名，三星級工程師10名。 　　此外，湖南營銷保障中心修理廠車間占地面積3000平方，能同時對9臺車輛開展維修服務。建有獨立的油漆車間。調試坪占地面積2000平方。備件庫占地面積800平方米，備件庫存200萬。 　　活動現場，湖南衡陽西湖吊裝公司副總經理黎海平和在場客戶分享了他更換9個劣質主泵的故事，并告誡大家：正品配件對于設備穩定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所在。同時，他還強調，要嚴格按照起重機使用說明書對車輛進行全方位的保養，如，定期更換機油、齒輪油、濾芯，定期過濾和更換液壓油等；在車輛出現問題時，一定要請中聯專業的維修人員進行檢查和處理，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麻煩。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北京藍皮書：2013年北京房價穩中有升概率較大

2013)》《北京公共服務發展報告(2012～2013)》。 　　其中《北京經濟發展報告(2012～2013)》中對2013年北京商品房市場進行了展望。報告指出，商品房價格的短期走勢主要取決于一定時期內商品房的供求關系、土地和建造成本以及貨幣供應情況，而商品房供求關系又受到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等多種因素影響，這些影響因素紛繁復雜，交織在一起，使得對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走勢判斷顯得異常復雜。 　　宏觀經濟方面，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投資均呈現加快增長態勢，工業用電需求也明顯回升，中國經濟在第四季度有恢復增長的明確跡象。同時，北京經濟增速在第四季度有望回升，全年GDP實際增長率有望達到7.8%。經濟增長速度回升意味著國民收入恢復增長，同時也意味著對新增住房需求的增加，有利于房價的上漲。 　　土地成本方面，土地購置面積的大幅下滑所帶來的地價上漲使得商品住房的成本上升，對商品房均價上漲有助推作用。 　　調控政策方面，國家和北京市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的決心雖然并未改變，但調控政策所要抑制的投機性需求已經減少，調控政策繼續加碼的可能性較小。近期房價上漲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釋放，而這些需求難以通過調控政策來加以抑制。 　　政策性住房方面，北京加大了對政策性住房的投資和建設力度，這的確可以分流一部分市場剛性需求，可以對商品房價上漲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政策性住房難以在短期內滿足市場剛性需求，并且政策性住房存在后續資金難以到位、尋租現象頻發、房屋質量不達標、住房分配不公等一系列困難和問題，因此其對于商品房價的抑制作用會大打折扣。 　　貨幣政策方面，2012年以來，北京市物價上漲大幅減緩，通貨膨脹壓力明顯減弱，貨幣緊縮不再成為主基調。相反，對于穩定經濟增長的擔憂可能使得貨幣政策更加傾向于適度放松和微調，這也有利于商品房價格的上漲。 　　報告指出，綜合各方面因素來看，只要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不發生大的變化，只要政府在住宅用地的供應制度方面沒有大的根本性改變，只要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不發生大的轉向，只要貨幣政策導向不發生大的轉變，2013年北京商品房價格穩中有升的趨勢應該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完)   來自：人民網

三城欲進首都圈 京津冀十年“折騰”之路

015年合作框架協議》已是第四個京冀的合作協議。 　　三地的關系中，北京和天津常被譽為“蛋黃”，而河北則為“蛋清”。多年來，河北省試圖突破“雙黃蛋”的想象，與京津共同打造京津冀一體化的“蛋糕”。但自2003年的“廊坊共識”以來，京津冀一體化依然在行政體制的怪圈中打轉，難有真正推進。 　　首都圈擴容“宮心計” 　　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楊開忠教授曾形容京津冀區域發展規劃是中國最難協調的區域規劃之一。僅從這一地區區域規劃的名稱變化和區域范圍的增減來看，就足見其背后的利益博弈之激烈。 　　據中央財經大學戴宏偉教授介紹，“首都圈”概念早在1982年就出現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當時的“首都圈”由兩個圈層組成：內圈是北京、天津兩市和河北省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島三市；外圈則包括承德、張家口、保定和滄州。 　　1996年，《北京市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提及“首都經濟圈”的概念。它的范圍是“2+7”模式，即以京津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島、承德、張家口、保定、廊坊和滄州7個市，面積共16.8萬平方公里。 　　五年之后，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主持了“大北京”規劃。這通常被認為是京津冀一體化合作的開始。隨后，有關一體化的“廊坊共識”達成。“大北京”與“首都圈”的不同在于，前者將范圍擴大為京津兩地和河北省全省。 　　2004年11月，《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開始編制，按照最初的設想，這一規劃的范圍為“2+8”模式，即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和河北省的石家莊、秦皇島、唐山、廊坊、保定、滄州、張家口和承德8地市。 　　不過，這一范圍很快遭到河北省的反對，河北方面不希望南部的衡水、邢臺和邯鄲三市在這一都市圈的范圍之外。在河北的強烈建議下，衡水、邢臺和邯鄲三市被一并劃入，河北省作為一個整體，與京津一起進入京津冀都市圈規劃。 　　楊開忠透露，這一規劃的草案來來回回修改了很多次。除了范圍還有三地的定位問題。于是，在難以達成協調的情況下，京津冀地區的區域規劃最終被拆分為首都經濟圈、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以及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等。 　　2011年，以北京為核心的首都經濟圈的再次提出，重新引發了范圍的爭奪。天津方面并不希望被納入到首都經濟圈，天津有自己的國家級新區——濱海新區。因此，在首都經濟圈的范圍中，天津只是將北部的寶坻區、武清區和薊縣納入其中。 　　而河北省則希望更多的城市能被納入，比如此前的“1+6+3”模式（即北京+河北的張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島市+天津北部的寶坻區、武清區、薊縣）改為“1+9+3”模式，爭取將石家莊、衡水和滄州納入規劃布局。 　　邯鄲、邢臺等進入了中原經濟區規劃，滄州已納入河北沿海區域規劃，河北只有石家莊、衡水未能進入相關規劃。為防止被孤立，在這一次與北京簽訂的合作協議中，雙方承諾將爭取將兩市納入首都經濟圈。除了河北省，內蒙古也在力爭將赤峰、烏蘭察布兩市納入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 　　環首都紅利遭“透支” 　　此前，河北省已經為自己劃了一個圈。2010年，北京市和河北省簽署了《北京市、河北省合作框架協議》。就在合作框架協議簽署三個月后，河北省圈定了涿州市、淶水縣等13個縣(市)區（后來增加為14個）建設環首都綠色經濟圈，并為此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 　　很快，河北省上下為此概念而興奮不已。不過，北京方面對此頗為冷淡。半年之后，河北省方面也開始冷卻這一概念，不在媒體上重點提及。據稱，冷卻源自對北京周邊的河北區縣房價飆升的擔憂——北京需要轉移產業和人口，但周邊房價的飆升并無益于這種轉移。 　　在首都經濟圈規劃正式提出之前，萬科、五礦和合生等眾多房地產企業已聞風而動，紛紛進駐香河、燕郊和廊坊等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的地區。環北京的河北十幾個區縣很快就迎來了新一輪的圈地運動。隨之而來的就是房價飆升。 　　不過，環首都的紅利也很快遭遇“透支”。三年來，北京與河北的對接在政策上“光有雷聲未見雨點”，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概念的炒作已難以支撐被提前“透支”的市場。環首都綠色經濟圈最終演變成了“只見房產，未見產業”的“地產泡沫圈”。 　　“圈內”的區縣并未因此概念而在經濟上有起色。河北省日前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1-2月，全省環首都綠色經濟圈各縣(市、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的只有安次、涿鹿、三河、涿州和香河5縣(市、區)。 　　涿州市委書記王舟坦言，對接首都經濟圈、承接產業轉移，用地指標是目前制約項目落地的最大瓶頸。另一方面，天津作為國務院定義的“北方經濟中心”在承接北京的產業轉移中優勢明顯大于河北省，以互聯網業為例，天津已然成為互聯網的“陪都”。 　　當環首都經濟圈概念出爐之時，河北方面曾提出要構筑環首都新型城市群，以三河、香河和大廠為基礎，建設京東新城；以涿州市為基礎，建設京南新城；以懷來縣、涿鹿縣為基礎，建設京北新城。這些地方也正拉大城市框架，但已有人開始擔心“鬼城”的出現。 　　與前幾次一樣，每一次京津冀簽署區域合作協議，都是一輪京津冀一體化或首都圈概念的熱炒。每一次的協議內容也幾乎大同小異。但河北省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陳璐更愿意積極看待這些協議，“這一次的協議更加具體了。” 　　在陳璐看來，與以前簽訂的框架協議更強調方向相比，這一次的協議強調了具體事項，點出了具體的企業和項目。“協議很詳細，將合作內容擺上了桌面。”還有一個亮點是，京冀雙方將共同爭取國家在京冀交匯處探索設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 　　河北省《燕趙都市報》等當地媒體據此認為，這意味著首都經濟圈將進入雙方實質推進階段。 　　十年行政怪圈難逃 　　在去年年底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時任河北省發改委主任的劉學庫在分組討論時，用了將近一半的時間來談首都經濟圈的問題，態度相當積極。他期待“蛋清”和“蛋黃”能早日融合，讓此“蛋糕”成為中國第三增長極。 　　天津市發改委主任張志強則認為，將天津這個北方經濟中心放一邊去做首都經濟圈，“有點亂”。在他看來，在首都經濟圈里，天津只不過是擦了個邊。他認為，首都經濟圈的規劃編制應該放在京津冀地區之下考量。 　　首都經濟圈規劃提了很久，合作推進卻一直較慢。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這是地方GDP考核在作怪。“京津冀三地政府，都想得到合作中的利益。”肖金成說。這也是當初京津冀都市圈規劃草案中三地定位難以協調的原因。 　　肖金成表示，首都經濟圈規劃中有很多關于資源、環境和產業等方面的合作和規劃，但最吸引北京周邊河北區縣的卻是通輕軌、通010號碼和通公交這些最直接的利益。劉學庫當時表示，河北不能只做首都的“菜籃子”“后花園”，也需要發展產業。 　　京津冀地區已呈現出產業結構趨同現象。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巡視員張建國曾表示，河北省的發展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產業基礎之上，河北在太陽能、新材料等領域也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天津則希望北京應該將一些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項目都讓給天津。 　　不過，河北開始讓步。此番與北京簽署協議時，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就表示，河北在發展中要堅持“三不”，即不違背首都經濟圈的規劃，不上影響首都生態環境的項目，不增加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壓力，希望成為北京的“大屏障”“后勤部”和“護城河”。 　　但區域間的合作顯然不是妥協就能實現，體制性的制約因素如何消除才是關鍵，否則隔兩三年就簽署一次的合作協議只會是“紙上談兵”。國務院參事、清華大學區域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磷表示，區域之間的協調往往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這種體制障礙必須解決，因此，很有必要在國務院層面設立一個協調機構。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中國擬再造十大城市群 多地爭搶指標

陜西、甘肅等多地已經開始爭搶這一指標，但在《規劃》出臺之前，誰入圍國家級還有不少變數。 　　再造10個城市群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10個城市群，分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遼中南、山東半島、海峽西岸、中原、長江中游、關中、川渝城市群。他們當中東部地區5個、東北地區1個、中部地區2個、西部地區2個。 　　“我國城鎮化水平呈現明顯的東高西低特征，東部一些地區人口資源矛盾加劇，而中西部許多地區的潛力又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城市群數量不足與質量不高并存。”接近政策制定的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 　　據該人士稱，《規劃》涉及全國20多個城市群、1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1萬多個城鎮的建設。具體的目標是，到2020年，17個城市群占據43.3%的全國城鎮建設用地，集中48.7%的城鎮人口。 　　據悉，由發改委牽頭編制的《規劃》內容可能和《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比較接近，都提出構建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的“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 　　可以確定的是，接下來，我國將把城市群發展作為引領區域發展的龍頭，發揮其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國土空間均衡開發的重要作用。 　　上述知情人士稱，按照既定目標，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將向世界級城市群發展，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另外再打造哈長、呼包鄂榆、太原、寧夏沿黃、江淮、北部灣、黔中、滇中、蘭西、烏昌石等10個區域性城市群。 　　顯然，新增的城市群絕大多數地處中西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此前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也曾表示，未來新型城鎮化將延續西部大開發中重視點、線、面的結合思路，主要通過中心城市發展帶動所在區域發展。 　　多地爭搶指標 　　日前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根據正在制定的城鎮化規劃，國家級城市群會增加2個，這2個城市群是中部的長江中游城市集群和西部地區的成渝城市群，加上已有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國家級城市群，未來國家級城市群或將達到5個。 　　上述知情人士對本報記者說，重量級城市群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打造更多、更有影響力的國家級城市群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 　　而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中部地區出現國家級城市群可能性較大，因為“十二五”規劃列出的10個區域性城市群中，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一個整體，涵蓋了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鄱陽湖城市群。 　　本報記者了解到，去年國家相關部門赴湖北等地做城鎮化方面的調研，初步提出了將長江中游城市群升級為國家城市群的構想，并且有望將安徽的皖江城市群納入長江中游城市群當中。 　　除了長江中游、成渝兩地，東北、廣西、青海、陜西、甘肅等地也紛紛提出打造中國第四增長極的口號，爭搶國家級城市群這一難得的“指標”。 　　青海發改委近日稱，《青海省城鎮化發展規劃》已完成報審稿，并爭取將蘭州-西寧城市群確定為國家級城市群，并補充納入到國家城鎮化發展規劃中。 　　另外，《陜西省“十二五”城鎮化發展規劃》也提出，到“十二五”末(2015年)，力爭使神木、府谷、靖邊等20個縣撤縣設市或設區。 　　據悉，目前江西省也在做一個行政區劃調整方面的研究，研究內容包括撤縣建市、建區，以及類似“三分巢湖”之類的區劃調整。 　　記者從上述知情人士處獲悉，目前在國家城鎮化規劃制定過程中，多個省份都把規劃出臺前當做難得的大好機會，希望本省份內的區域中心城市納入城市群規劃，而已納入城市群規劃的一些地區還希望晉升為國家級城市群，出現多地競逐城市群指標的現象也就難免了。 　　不過，《規劃》出臺前還存在不少變數。“國家級城市群現在有3個，再增加的可能性很大，或許會傾向于中西部地區，畢竟現在都處在東部，但方案還沒有最終確定。”上述知情人士稱。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